一早得到消息，段晴凌晨在医院走了。消息不突然。几天前，我去医院看她，她躺在病床上，病况已经非常危重。她病危，我去医院前也知道，但真正看到她是那个样子，依然出乎我的预料。那个模样真让人难过：曾经那么充满活力，虽然不年轻，却从来没有老态，性情开朗，快人快语，从不言老的段晴，发现有病，不过就半年多一点，怎么就这样了呢？从医院出来，心情很沉重，心里想，会不会就这几天了？但我不敢这样说，甚至尽量不这样想，因为心底里还存有一点希望，一点侥幸，现代的医疗技术，条件不错，她自己的儿子作她的医生，也许还是能够回天的吧？

　　对于治病，段晴其实是有信心的。去年8月，她查出病，当时就以最快的速度住进了医院，动了手术，接着化疗，虽然吃了些苦，但有明显的治疗效果。10月里的一天，天气好，她还来过学校，把她的项目组的人召集在一起，讨论书稿。12月初，教研室的一位博士后出站和两位博士生开题，下午2点开始，5点多结束。那时她正在治疗，在家里。她一直通过视频，听到最后，还讲了话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她说话时是躺在床上。稍后几天，教研室排下学期的课，考虑她要治病，没有为她排课，她还在微信上要求给她安排课。此后她虽然没有再来过学校，但教研室的年轻同事告诉我，今年过年时，她还在说，病好以后，要继续大干。没想到所有的治疗，最终都无力回天，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，她还是走了。人生无常，彼苍者天，何其哀哉！

 

1997年8月6日季羡林先生生日，段晴、王邦维与季先生合影

 

　　第一次见到段晴，是43年前。新学期开学，季羡林先生在南亚研究所召见我们四位研究生，我们中她年龄最小。那时的段晴，梳一对细辫，人年轻，面容很清秀，很精神。第一次见面，认识了，但几乎没说话。

　　其后就是一起上课。每周两次梵文课，上课的是蒋忠新老师。这样一直有两年多的时间。在蒋老师的指导下，六七位同学，一起读句子，读一些梵文的篇章。课间休息，我们会说一些话。再有，季先生讲一些专题时，我们都到场。慢慢地，我们的交谈更多了。

　　1980年11月，季先生访问德国，带上了她。那时出国还是比较稀罕的事，她很兴奋。回国后，她写了一篇文章，讲她跟季先生访问德国的见闻，发表在一个名叫《丑小鸭》的文学杂志上。发表后她送了我一本，还告诉我，她把文章送给了季先生看，季先生说，比秦牧写得好。为此她好高兴。

 

《丑小鸭》1982年第5期发表段晴文章《季教授和他的第二故乡——随季羡林先生访德散记》

 

　　1982年的夏天，我们四位研究生同时毕业。因为同时毕业，后来的一次，我叫她师妹。最初她不认，说她比我先入学一年，是师姐。我说，我答辩的时间比你早几天，我们同时毕业，是“同年”，“同年”跟“同年”比，我年纪大，我该算师兄，你算师妹。她说，算又怎么样，不算又怎么样，我才不理你呢！我说，都不怎么样。她又说，那就算吧。我原本是开玩笑。不过，后来我这样叫她，她也答应，但有时似乎又想不过，说她还是师姐。高兴的时候，她还对人说，她有两个哥，一个是我，还有一个是我们中最年长的老葛。

　　段晴的性格，很多时候像个小孩，说话没遮拦，爽直，直来直去。这样的性格，其实难得。她没有心计，照她自己的话说，是“没心没肺”。好久以前，季先生的老伴，我们叫师母，去世了。我和她在季先生家，她忽然对季先生说：季先生，您得再找个老伴。季先生回答：算了吧。稍微停顿后，又加上一句：他生未卜此生休，这辈子不想这事了！

　　段晴敢跟季先生说这话，我不敢。

　　段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，去了德国，1987年回国。回国不久，刚好我博士论文答辩。答辩会上，她是秘书之一，负责做记录。她做的记录，写在薄薄的信笺纸上。去年一次我整理旧物，不意发现还在。上面是她的笔迹，清秀而整齐。当时的答辩，还做过录像，可惜几十年过去，录像带上的磁粉好多都坏掉了。请人恢复，只恢复出很少一部分，恢复出的影像中，有段晴。看到她那时的影像，我感谢她。

　　段晴从德国回来时，的南亚研究所还在，我们都属于南亚研究所。不久她就有了孩子，生孩子在天津。生孩子后她回学校，给我讲，她在天津生孩子时，医院里两个产妇挤在一张床上。这事讲给今天的年轻人听，难以相信。学校那时住房条件很差，她住在17楼，筒子楼里一间十二点五平米的屋子，就那么大，还得跟另一位女职工合住。后来终于分到了一间房子，在16楼，也是十二点五平米。她家的房间在楼道的东头，我家的房间在楼道的西头。我们都在楼道里生炉子做饭。一次，她做好面条，知道我家有油辣椒，就到我家这头来要。我说很辣的，她说不怕，要了一满勺，一嘴下去，把她辣得呼呼叫。两幢楼，十多年前就拆了，建成了新楼，现在的名字是新太阳学生中心。如今如同新太阳一般的学生，当然不会知道这些了。

　　南亚研究所的命运不济，1991年5月，也被拆了。南亚所的历史文化研究室的几位与语言相关的人，包括季羡林先生、金克木先生，加上张保胜、段晴和我，转到了东语系。季先生、金先生、张保胜原来就在东语系，算回去，段晴和我算加入。

　　我们这个专业，虽然说有季先生、金先生这样了不起的学者，但其实很冷清。经常遇见的一件事是，如果跟人讲到“梵文”，没听清楚的，往往会说，啊！法文。听清楚的，就会问，什么“梵文”，接下来还得解释，“梵”是上面一个“林”字，下面一个“平凡”的“凡”字，再往下再说梵文是什么东西。现在则多少不一样了，知道梵文的人多一些了。有这样的局面，首先当然是因为季先生，季先生是知名学者。但如果说现在知道我们专业的人更多了一点，其中一部分原因，不能不说是因为有段晴。尤其是最近十年，她的研究，她的成果，她的热情，她的朋友圈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梵文是什么东西。不仅梵文，还有巴利文，再加上佉卢文、于阗文这些在一般人看来有点稀奇古怪的东西。

　　2009年8月，我们一起去泰国，跟泰国的法胜寺谈项目。我是陪她，因为她说，你一定得去，泰国的和尚规矩多，我一个女流，你得顶在前面。“女流”二字，由她自己说出来，有点调侃的味道。她哪里是简单的“女流”呢，她是女子，是奇女子、女中豪杰。

　　于是我们到了泰国。在泰国，和尚们给她的东西，都由我先接在手里，然后再给她。我们谈成了合作的项目，项目的成果，就是后来在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的《长部》和最近刚印出来的《中部》。但译出的书只是成果的一个方面，成果的另一个方面也许没被人注意到，是培养了学生，翻译中一个进进出出的学生团队。其实二者的意义都很重要，前者是结出的现成的果，后者则可能是种子。果有多少，可以数。种子则是一把，倘若有机会，以后能够传播出去，成长起来，就不是一个两个的了。在工作的热情上，我佩服段晴。

 

《汉译巴利三藏·经藏·长部》与《汉译巴利三藏·经藏·中部》

 

　　段晴在学习和研究语言方面，是奇才，很多人这样说，我也觉得是这样。但我还想说一句，奇才是奇才，与她的天分有关，这话只说对了一半，另一半是她的拼命精神。她如果要想做一件事，就一定要做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成功的条件，一要天分，二有机会，三要努力。段晴不仅有天分，更有勤奋。只是我觉得，这些年，她太用功，体力毕竟支出得太厉害。下午跟她家闫英通电话，安慰闫英，闫英也这样说。她最近十多年发表的东西，只是数量，就让人佩服。出手再快，也得费精力啊。而且她好像是在以一种加速度的态势往前冲。

　　正直，率性而为，想唱歌就唱歌，想跳舞就跳舞，段晴做到了。她高兴，我也为她高兴。我想了想，段晴的一生，如果要做总结，是精彩的，也是圆满的。尤其是她最后的这十多年，我看到的她，活得快乐，洒脱，活得有力度，而且从没言过愁，也没言过累。

　　段晴走了，在我们当年南亚所的十几位同学中，她的年纪，不是最小，但是最小的之一。我为她伤心。我们几十年的交往，怎么一下就这样结束了呢？闭上眼睛，她的声音，一会是“不理你了”，“去你的”，一会是“亲爱的”，加上她的笑容，似乎又浮现在眼前。

　　记不得以前在什么地方，读到过一首悼念逝者的诗，诗中把逝者比喻为划过天空的星。我现在怎么也觉得，段晴像一颗星，来过人间一次，闪亮，又远逝而去，在划过最后那一段时，让大家看到了一道耀眼的光亮。

　　多年前，段晴发表过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“慈悲者之城”与“涅槃城”》。以前看到过。今天段晴去世，消息传出来，不过几个小时，网上就有人找了出来，再次刊发在微信上。一下想到，段晴走了，去了哪儿呢？是不是就去了她说的那个“慈悲者之城”与“涅槃城”呢？段晴的性格，虽然要强，说话有时很“冲”，但我知道，她的心底，其实很软，对人很有同情心，很慈悲。这一点，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。老葛跟她住同一个小区。老葛跟我说过，段晴在小区，常常会帮助小区里从农村来做生活服务的人。一位摆菜摊的摊主，同时帮老葛做饭。这位摊主，得到过段晴的帮助，送些菜答谢她。她对这位摊主说，我比你活得好，就别老想着我了。说这话，真是典型的段晴的口气。段晴自己，就是一位“慈悲者”。

　　用段晴自己的话来说吧：“慈悲者之城，是佛之城，具体说是阿弥陀之城。依靠六婆罗蜜的力量进入这个城，可以不受苦难的袭击，这里既没有山海河谷，也没有四时交替，永远不寒不热，温度适宜。”

　　我想，段晴走了，她要去的，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吧！在那里，她应该会得到永久的安息！

　　（2022年3月26日起草，31日写完）

      来源：澎湃新闻